論點：讓我們一起拆下圍欄、共同重建
By Johanna Palmeyro
Installation view of JOHANNA PALMEYRO’s "Museum Chapalang" under the Museum Justice Movement, as part of the public program "In Conversation," during her residency at Singapore Art Museum (SAM) in 2022. Courtesy SAM.
對一部分人來說，思考博物館作為公共空間的作用可能是一項令人困惑的任務。不管它們位於哪裡，博物館總會令部分個體或社群感到他們不屬於這裡。或許是因為它們在歷史上可以被追溯到根深蒂固的權力利益和全球資本主義項目的核心。儘管許多處於中間地帶的文化工作者努力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增強博物館的包容性和可及性，但這些機構仍然被精英主義和殖民遺產的痕跡所主導，難以在一夜之間放下這一沉重的霸權主義敘事。然而，假如我們這些默默無聞的文化工作者一起努力，我們就有足夠的力量來改變現狀。
那麼是什麼讓博物館與人民分離？或者再進一步說：博物館到底是為誰服務的？誰從他們的存在中受益？博物館是否傾聽了我們的不滿，還是只是在假裝？博物館是在執行具體的社會正義政策，還是只是在不斷小心翼翼地注意著底線，從事著表演性的行為？
「博物館正義行動（Museum Justice Movement）」是一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組織，旨在干擾、對抗、質疑國家級美術館和文化機構的既定政策和意圖。受我在組織中的工作的影響，我在2022年年底在新加坡美術館（SAM）的三個月駐留期間提出了一些問題。
在和新加坡當地關注心理健康的、棕色人種為主的酷兒團體「Your Head Lah！」合作下，我們接管了SAM的一個項目空間，創建了一個社區展覽來製造我們自己的敘事。我們設計了我們夢想中的公共空間，沒有設立任何限制，以此表明我們的存在和多樣性是政治性的。我們召集了四十多人，設計了「許可標誌」。這些標誌是我們未能在新加坡的街道上找到的。我們還建立了「聚集區」，來對抗新加坡無處不在的「禁止聚眾」標誌。在這個區域內，我們可以放鬆、播放音樂、大笑、或什麼都不做。我們的公共空間裡還提供免費的零食和植物，以及一張合作製成的新加坡地圖，上面標示了各種令我們感到快樂和自由的公共空間。
項目的成果是一個異想天開的、神奇的DIY空間，與之前冰冷、清潔、嚴肅的白立方空間相反。因此，一群對藝術館完全不熟悉的人也可以進入這個空間，製作屬於他們的內容，他們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帶著他們的朋友和家人來接管這個地方。它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
新加坡的公共空間與阿根廷有不同的內涵：在阿根廷，遊行、集會、塗鴉、行動主義、快閃族，以及其他形式的公眾表達和集體療癒行為都很常見。在阿根廷，你可以在大多數街區找到反抗的標誌，而在新加坡，由於政府規定需要許可證，很難在街頭找到異議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新加坡的街道反映了機構內部的邏輯：禁止標誌，由少數人控制的非政治化的敘述，閉路電視攝像機，以及在嚴控下的「自由感」。
儘管有著種種限制，但在新加坡還是有找到行動主義的可能。「行動主義」往往需要避免它常令人聯想起的抗議或暴力。相反，在新加坡，人們可以在日常對話中找到它——在抵制個體主義的陌生人的善意裡；在有趣的備忘錄裡；在獨立出版物裡；在以孩童為中心的企劃和裝置作品裡；在日益加速的社會中卻選擇放慢的腳步裡；在獨立的集體中；在節日和傳統中。
前阿根廷創新和文化部長Maria de los Angeles “Chiqui” Gonzalez認為，世界正變得更加字面化，而為了替代字面思考，我們需要詩意。隨著時間推移，我在新加坡學習到了更多關於行動主義的知識。我了解到，行動主義的另外一面是不那麼直白的。那一面提倡溫柔和充滿詩意的抵抗形式，用智慧和橫向思維的行動填補歷史的空白，來迴避那些不諳世事的人往往看不見的「老大哥」。
儘管如此，困難依然存在： 我們如何才能打破將博物館和民眾分開的無形的牆和柵欄？我們如何才能創造出與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少數人相關的敘述？我們如何才能使當代藝術和當代對話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文化機構變得更平易近人，那麼我們需要幫助他們改變溝通和生產內容的方式。和別人一起講故事能夠抵制單一而靜態的歷史敘事。這能夠幫助我們尋找意義，在行動的同時一起填補歷史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