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論點」邀請撰稿人想像疫症後的未來。以下，芝加哥藝術學院的策展人曹禕討論在隨著非殖民化和種族平等的社會運動之後，藝術館如何重新改造。

自從科科倫藝術館（Corcoran Gallery of Art）於150多年前在華盛頓特區成立以來（美國最早的藝術館之一），藝術館已經成為少數人的終身學習夥伴、部份人偶爾參觀的地方、以及許多人對學校導賞遊的回憶。儘管藝術機構努力保持與大眾之間的聯繫，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尤其對於藝術館專業人員來說），這些機構對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一個模糊甚至陌生的地方。

作為一個相信藝術可以且應該為所有人帶來影響的藝術館專業人員，我從未想像過一個沒有一間藝術館開放的地方。然而，Covid-19的危機使之成為現實，我不寒而慄地想到：如果這種疫症持續下去，對每個人來說不是「必需品」的藝術館可能會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機構之一。另外，當疫症結束時，如果藝術館無法證明它們是為每個人服務的話，那麼，以一個更嚴苛、更吝嗇的後疫症角度來看，有什麼東西足以支撐它們繼續存在？

與全球疫症交織在一起的，是對美國藝術館中殖民主義和系統性種族歧視歷史的痛苦清算。從George Floyd謀殺案後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到反對反亞裔美國人暴力的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集會，對種族正義的呼聲在整個社會中得到了體現。這個境況，引出了寫給藝術館領導層、要求改革不公平工作場所的公開信，也致使藝術家退出與價值觀相悖的展覽， 令我們再次直面藝術館排斥和邊緣化有色人種的長久歷史。故此，在思考目前這種情況時，我們需要問：藝術館還能做什麼？在疫症後的未來，它們又能做出什麼改變？

首先，藝術館可以重新思考並激活它們的藏品，來重新界定它們於所在社區的身份，並重新考慮它們在複雜的歷史、個人生活經歷、文化優先權和社會潮流的關係中發揮什麼作用。以西方為中心的藝術史在大多數文化機構中佔據主導地位，這種歷史一直強調保護階級觀念和權威的法規。其中一個詮釋是，傳統的藝術館藏品展示通常都是按時間和分類學所排列的，然而這並不是唯一一種展示方式。如果不承認文化如何透過殖民主義被合法化或相互影響，藝術品就會缺乏歷史出處、文化背景和有關其獲得方法等透明化訊息。

這一現實迫使我們考慮以下這一情景：當一座雕像（或畫作）在畫廊裡喚起了戰爭的勝利，而受害者祖先的文化卻在不同樓層及不同環境中呈現。博物館無法調和這些衝突的敘述和不平等的呈現形式，這點受到了那些在街頭呼籲社會正義的人們的放大和回應。因此，我們這些藝術館人員現今的任務是有意義地處理這種脫節，並為這些內部和外部問題提供實質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藝術館必須佔據這個關鍵地帶，並提供一個可以讓人動態學習的新珊瑚礁，提供一個對話、反思與和解的空間。

在重新考慮美國藝術館的亞洲藝術收藏時，將藝術和文物置於西方文明帝國目光的語境之外，也應該被視為一種制度上的要求。按地理區域來對各亞洲民族和文化群體進行分類或佈展， 揭示了一種固存的東方主義觀點，這觀點與藝術館牆外發生的後殖民主義討論和多元文化社會運動互相矛盾。除了展示各「亞洲」 國家的亞洲人共同性之外，挑戰西方關於「亞洲」或「亞洲藝術」的概念也是至關重要的。

許多藝術館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步伐，許多反傳統的從業者也嘗試了這種方法。在「Dig Where You Stand 」，Koyo Kouoh 於匹茲堡策展的第57屆卡耐基國際藝術展中，當我看到一幅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畫像、一幅當地慈善家Tillie Speyer畫像，以及一幅在工廠裡製作花邊的少女工人蝕刻畫並排展出時，女王和Speyer各自衣服上的花邊與波多黎各女工手上的花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這個組合與傳統的藝術館展示相反，確定了花邊在殖民化勞動中的來源，對花邊的浪漫提出了質疑。

發掘那些很少被展示的藏品，並從作品的處境中重構那些不為人知故事，可以為藝術館帶來新的方式，以提供新的解讀、拋棄謬見、承擔風險，推己及人地作出創新。這能夠提供機會，展開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和跨文化討論的策展途徑、以及令藝術家干預社區或和社區合作。藏品應該被視為可流動的。有關的收購、退讓、出處、展覽設計和解釋工作等問題都是自我反思的機會。藏品可以且應該是完全開放的，這使藝術館能夠更靈活地適應文化現象，圍繞這些文化轉變，催化動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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